当年我改行进入报社的时候，人们私下里议论记者这个职业时，还多少有些艳羡：无冕之王，见官大三级啊！而到了现在，我不太了解老百姓眼里的记者是什么形象了，我只知道越来越多的记者，开始自我定位为“新闻民工”。

      有人说，记者是新闻事实的忠实记录者，是社会的批判者。美国报业巨头普利策则认为，“社会是航行在大海上的一艘大船，记者就是那船头的瞭望者。”记录者、批判者、瞭望者，这些都是社会对记者职业角色的定位，然而，记者不是按照某个既定程序精确运行的机器人，要他记录他就记录，要他瞭望他就瞭望，他首先是有着七情六欲的人。所以，首先需要建立一种科学的、完善的体制，促使最广大新闻从业人员能正确、主动、积极地履行自己的神圣使命。记者关注社会，而我们其实也应该关注记者自身所处的工作环境、体制环境。

　　如今，媒体竞争日趋激烈，地市级电视台和市场化的都市报尤其如此。读者或者观众感受到的可能只是报刊价格大战、电视收视大战，看到的可能只是频繁的节目栏目改版、扎堆的新闻现场拼抢，而对媒体从业人员来说，竞争的激烈，却是体现在每一篇稿件的分数高低、每一个月工作量的多少上。近年来，不少新闻媒体为了在激烈的新闻资源大战中求生存、谋发展，纷纷推出“末位淘汰制”，此项制度的“关键句”是，凡在月度考核排名中连续两个月或断续三个月位列倒数后三名的，视为不能胜任工作，一律淘汰出局。因而有人戏称，现在是“铁打的媒体，流水的记者”，记者换新面孔的频率之高、速度之快，仅次于搞传销和卖保险的。

　　显然，“末位淘汰制”有利于激发一线记者的动力，提高采编队伍的活力。然而，这种考核制度又是反合作的。以电视媒体为例，一篇稿件的播出，至少需要文字记者、摄像记者的合作，记者的能力有大有小，现在的考核办法显然倡导的是“强强联合”，一个强的文字（摄像）记者，如果与弱的摄像（文字）记者搭档，他的工作量必然不容易上得去，必然驱使他要在日常的采访活动中，作出明智的规避。那么，强的可能会越来越强，而弱的可能会越来越弱。市场竞争中，优胜劣汰是正常的现象，而在一个健康的、可持续发展的集体，集体主义、合作精神应当得到张扬，每一个个体（特别是相对的弱者）的素质，应当有程度不同的提高。必要的考核是应该的，倘若在考评之下，记者人人自危，这种考评就值得质疑了。

　　媒体现行的考核制度，还是默许乃至倡导浮躁的。因为考核更多关注的是“量”：多长时间或多大篇幅、多少篇、多少分；对具体稿件的采编难度、精彩程度，未有足够的体现。在这种考核制度下，涌现出的多是“易碎品”，不可能产生多少深度的、平衡的、连续的、有影响力的名篇佳作。像中央电视台记者跟踪拍摄陈馅月饼的新闻，历时一年（当然，不是所有记者都有能力承担重大选题），如果有月度考核的压力，记者一般是不会选择这种费时、吃力、不多挣工分的题材。严格地考核起来，他不是要几个月喝西北风吗？而一旦几个月不出活儿或排名倒数，他面临的可能是走人的下场。

　　亲耳听说过一个全国知名的管理先进单位，每年的工作实绩考核，都要考出一两个抑郁症患者。从管理的角度，可能严格到位了，但其结果是正常的吗？管理的人性化应当体现在对所有被管理者自身素质的提高上，不是简单的胜出或淘汰。

　　当然了，许多都市媒体所以假新闻不断，也正是源于这种过于巨大的压力。不少记者为完成考核，不得不到网上copy，不得不靠编造由头，急于完成任务而忽略了新闻最重要的品质——真实，巨大的压力导致记者新闻操作中“技术变形”。

　　社会的发展，离不开竞争。竞争有序，有赖于科学的制度、规范的管理。我以为，管理首先要“管”在“理”上，应当激发活力、鼓励合作，应当尽可能地宽容失败，而不是“制造失败”。当新闻从业人员在发稿量、发行量、收视率、点击率连环考核中沦为“弱者”，甚至是抑郁症患者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不正视记者们生存与发展的体制环境了！一个压力重重的新闻从业人员，我们能期望他以什么样的心情和视角去关注这个社会？